解放思想实事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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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共同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人类认识史的优秀成果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中，实事求是则是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理论精华，是将这些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的一条主线。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才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同样是实事求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分析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新的实践材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一些人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国外的经验，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几次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鼓励人们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向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过多地依赖以往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深入准确的研究，思想和行动逐渐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破坏，从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林彪任意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天才论和现代迷信，宣扬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反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人帮”则大搞形而上学、斗争哲学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全面专政；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生产力，攻击四个现代化，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鼓吹“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文化上否定一切，把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传统，一概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要加以打乱打碎。不仅如此，还制造各种禁区、禁令，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稳，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整个社会处于没有生机、没有活力、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胜利发展。否则，就会招致失败，陷入艰难曲折的局面。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然而，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非常困难。第一，“文化大革命”虽然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后果和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第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时还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必要秩序还没有走上正常轨道，国民经济仍处于崩溃的边缘；第四，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还处在僵化凝固状态，各种禁区禁令和条条框框依然束缚着人们，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一切，对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邓小平早在第二次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这一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迫中断了，但它的显著成效以及由此赢得的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充分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邓小平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以后，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沿着1975年治理整顿指明的方向，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但是，这次拨乱反正与1975年的治理整顿有所不同。1975年的治理整顿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目的是在许可的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减轻到最低程度，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次拨乱反正的切入点却不是经济领域，而是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党的思想状况如何，路线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这个党的兴衰存亡。
其实，在他正式恢复职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讲话时就明确提出两个重要观点：（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要用准确完整的观点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的体系。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出来工作以后，就开始领导党的思想的拨乱反正工作。
从1978年5月起，报刊上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常识的争论，用学术的眼光看，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深奥性。但深入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这场讨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究竟是以书本、教条为价值取向，还是以实践为价值取向，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大力支持这场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反击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的种种责难，使得讨论能够向纵深进行。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又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的汇报工作时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1978年12月，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进行这个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地扩展为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进一步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创造了思想条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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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心得：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解放思想的核心。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真正解放思想呢？所以，解放思想首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解决实际问题。
解放思想不是为所欲为、盲目蛮干而是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前提。毛泽东同志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先，作为执政党要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个前提下解放思想。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决定的。
解放思想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解放思想决不是无限地“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而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解放思想的目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解放思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以丰富的思想内涵构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它不但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但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更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但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更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但关注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准确地而不是模糊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学懂弄通，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
解放思想不是流行语，更不是时髦的口头禅，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解决中国现今存在的问题。诸如特权和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假冒伪劣、安全事故频发、以及被群众称之为的“新三座大山”等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从根本上、源头上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堵漏洞式的、隔靴瘙痒式的治标不治本在实践中证明不奏效的办法，更不允许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大行复辟倒退之实。
解放思想是我党历史上一贯的作风。毛泽东同志生前就是一贯反对因循守旧，强调创新，开拓前进的。他曾经郑重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其、成事之道，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真实情况，才能了解事情真相，才能知道问题所在。因此，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着任务、带着问题深入到基层，倾听群众呼声，认真查找我们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好影响发展的实际问题。只有紧紧抓住解放思想、解决问题这个核心，锲而不舍，务实创新，才能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好更快发展。
解放思想还要实事求是两篇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一场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活动，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因为解放了思想，发动了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沉浸于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们逐渐醒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因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结合中国国情，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改革过程利弊相随，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坚持改革，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实践证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改革顺利进行。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的新任务。
玉溪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后，掀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热潮。解放思想的目的显而易见，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为构建玉溪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这段时间“云港”上随处可见“仇和新政”的评论，仇和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首倡城市软环境建设，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在随后提出的一些极富创意和挑战的施政观点，引起了云南乃至全国的关注，仇和成了焦点人物。无论是“仇和新政”还是“昆明新政”，这一现象表明，一轮解放思想的思潮席卷了昆明。有人说其背后强有力的推手是党的十七大。
当人们习惯了某种固定的状态，突然间要改变这种状态，肯定会受到质疑，引起争议。甚至一些新的观点和想法要遭到抵制和破坏。关键是看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健康发展，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仇和现象”说明，创新、突破、改革是需要大智大勇和大无畏精神的。当人们还没有看到改革带来的实惠之前，受到质疑、漫骂、泼冷水都是正常的。改革开放之初，不是有很多人怀疑“改革”吗？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民回首改革之初的步履艰难，应该得到启示：只有不断解放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积极健康发展。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创新是“空想”，脱离实际的想法如果付诸实践，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历史教训的。所以，解放思想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实事求是。
玉溪这几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许多施政措施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城市乡村同步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但是有许多敏感的热点问题，尚需要积极去解决，今天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全市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高潮，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为统一思想认识，群策群力，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创造了条件。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还有许多束缚手脚的“坛坛罐罐”，这些“坛坛罐罐”是存旧的，不合时宜的，它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任何具有胆略和前瞻思维的创新者，都必须敢于拿起石头，砸碎它。
改革是解放思想的物质载体，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使改革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玉溪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
今天，玉溪市委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领导成员会议，晚上上网在“云港”查阅了关于“仇和新政”的评论，觉得很受启发，颇感兴奋，夜不能寐，遂提笔把脑子里的一些念头记下来。就算乘解放思想之风的大胆言论吧。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才有了今天国富民强。回首改革开放的历程，可谓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原动力，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源泉。
一、解放思想之一，改革原有干部福利制度，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当中国社会物质条件贫乏的时候，我们从“四个兜”与“两个兜”区别干部与群众，领导与下级。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区别。干部职务（级别）越高，享受的福利待遇越高，以XX年7月公务员工资套改为例，公务员职务（级别）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最低办事员600元到最高国务员总理8000元。这个差距作为工资收入分配杠杆尚且可以接受。笔者认为体现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差别、工资一项足矣。但是工资之外的各项福利，比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出差补助、电话补助等，无一不体现这种差别。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补助金额应随工作年限增加而下降的曲线递减。住房公积金的目的是帮助初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不长的公务员解决住房问题的手段，而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福利。福利房制度和集资建房制度改革后，对一般公务员来说市场化的购房，其压力与困难不是一般的大，而目前住房公积金的补助额仍由职务（级别）和工作年限确定，工资基数越高，补偿额度越高，也就是说享受福利房和集资建房实惠的一大批干部，如今仍然享受着住房公积金，这等于说住房公积金本身是一种福利。
再比如玉溪实行的电话补助，一般办事员每月100元，一个处级干部每月400元手机补贴加65元座机补贴。这也是一种福利，没有体现电话补助的初衷。往往电话使用最多的是最基层的办事人员。
种种这些，对于调动广大公务员工作积极性是不利的，个人认为工资之外的福利应该是平等的。解放思想，势必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感情绪，但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使利大于弊。
二、解放思想之二，改革原有行政动作体系，最大限度降低行政动作成本。
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上任之初就掀起了骇然大波，形成了“仇和新政”的焦点问题。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引起了众多目光的观注。仇和成为云南昆明解放思想的代言人。有人评论说“仇和新政”的背后推手是党的十七大，仇和是贯彻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实践者。新政的亮点在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招商引资体系；城市软环境建设和城中村改造等，可谓是大刀阔斧。公开昆明市委常委办公电话，使得官员和市民零距离接触，按照一般思维，简直不可思议；在会上接触一个打瞌睡的副局长的领导职务的做法有欠妥当等。表面上看是突出个人主义，是典型的“三把火”行为，但实际上是解放思想的发端，是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挑战，是创新思想，挑战旧势力的第一枪。
一个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益。
长期以来，令老百姓深恶痛疾的“三公消费”成为政府廉洁形象的绊脚石，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使用这三项每年财政要支付高达6000亿的费用，这个数据是高于用于教育的支出的，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降低性质和那个运行成本，要从根本上控制住、管理好“三公”消费，要大力宣传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行政部门真正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明白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要改变那种花公家的钱就如话自己的钱的习惯性思维，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再说说公车改革。公车就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活动提供便利的交通工具，而不是身份的象征，更不是领导干部的福利。公车改革改了那么多年，无法进行，就是有这种观念，认为公车是为领导干部个人提供的方便，是身份的象征。现在的公务用车是越来越高档豪华，财政为此付出的购车养车费是越来越高。而且公车为私人服务的现象屡禁不止，一台公车，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用于领导私事，剩下的三分之一驾驶员支配。这就是老百姓对公车反感的原因。是改革的阻力所在。除此之外，公车给城市交通和环保带来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昆明前市委市政府领导曾带头乘公交车上下班，以缓解昆明交通压力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同。市长乘公交车有何不妥？如果不妥那便是心里作崇，那就是把公车视为一种个人福利，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的具体表现。有的领导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没了公车没了驾驶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到处都是失落感。这是没有正确认识公车乃是政府为这个职位提供的工具，就像办公桌一样，你不在了，不可能把办公桌搬回家。
如果有必要，我认为每个干部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既环保又锻炼身体。公务用车用于公务目的要让社会共同监督，要健全监督体系、曝光体系和处罚体系，切实刹住这股歪风，切实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上建高效廉洁行政。
凡事现象有多种，但本质确是相同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本质。显然，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是大利，而制约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是小弊，择其“大利”而从之，是为解放思想之必然。
解放思想心得体会：解放思想须处理好与实事求是的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它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为对象，是由实践到认识乃至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理论性和文化思想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必须领会和掌握其辨证关系。
一、辨证与统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辨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作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这一辨证关系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才能站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准确的把握客观实际，联系实际工作指定正确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和改革目标，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认识新情况，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开创新的二者相结合的局面。
二、意识与存在
辨证唯物注意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通过把握客观存在事物的规律性和内在联系，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方面要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身的觉悟和素质，是我们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改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要着力于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去空谈，如果解放思想没有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就会是一句空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殆误绝好的发展机遇。
三、革命胆略与科学态度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的讲话，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是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表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始终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面伟大思想旗帜，不畏艰难，不怕曲折，树立“破与立”的胆略，“革与创”的气魄“闯与干”的开拓精神，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的科学态度，大胆套所解放思想的实践载体，不断丰富解放思想的实践内容，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辨证性与统一性，能动性与规律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思想路线，我们应当自觉按照这“三性”来转变思想观念。更新意识形态，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发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它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不断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