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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想法自然不一样。看过了解一样事物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其的看法。每当观看或者阅读后，老师一般都要求我们写心得体会，心得体会重点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意见。如何去写好一份优秀的心得体会呢？急你所急，小编为朋友们了收集和编辑了“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有需要的朋友就来看看吧！

　当我们理性地审视即将来临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重大命题摆在面前，亟待破解。这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新农村建设，一个系统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议》中的亮点之一，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解释说：“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的要求，也能够体现的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指出，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事实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说，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建议》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述一共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看得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醒说，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甚至低层化。自主创新，一个战略课题在《建议》中，自主创新是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的。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很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不高。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术革新指标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要增强国家实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常修泽认为，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制度包括：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产业结构，期待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不容乐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偏差：一是产业结构偏离了原来的目标，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由于在“十五”期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二是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不我待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遭到诟病。“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长显然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常修泽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推进资源税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区域经济，协调是根本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各地区重复建设、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倾斜，吸引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必然出现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为了协调各地区发展，“十五”计划期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前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卢中原强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十一五”时期，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城镇化，“健康第一”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已明显加快。据测算，过去几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张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无序现象；忽视环境目标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虽然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家庭转移为目的的城市化却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出城镇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这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导原则。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十五”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建议》对改革的判断是“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以至于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进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常修泽认为，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加入WTO之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2004年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另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接连不断。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强调，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国际并购等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常修泽认为，应该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议》中对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等，无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往往多种矛盾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多。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众利益、群体性事件等现象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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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中国青年报：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2002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

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十五”计划，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明确了我国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次民主、团结、务实的会议，是一次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继续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迈进的会议。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五”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我国成功应对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战胜了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这些都为“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建议》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建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实践证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才能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发展目标。综合考虑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趋势和条件，《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这一目标，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愿望，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主要任务。《建议》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紧紧围绕上述主要任务，把握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实际，求真务实，狠抓落实，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而兢兢业业地工作。
胜利实现“十一五”规划，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做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要全面分析和正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把握当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确定农村工作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农村工作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能力。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增强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坚持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时期。“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

学习十一五规划建议几点心得体会

一、高瞻的决策
1、《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制定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重视和巨大鼓舞,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为关键的时期,所做出的符合国情,顺应时代,凝聚民意,最具战略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一宏伟蓝图之所以深得民意,鼓舞人心,是因为整个规划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富民为根本,以兴国为己任,以统领全局,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强大动力,以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重点,以人才强国和生态环境安全、美好为保障,以期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高瞻的决策,明智的选择,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拥护。
2、“十一五”规划始终倾注着求真务实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规划中刚性的目标(翻一番),硬性的指标(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的壮举等等。有力的举措,明确的要求,艰巨的任务,可喜的前景,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富民兴国的坚强意志和执政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在当今时代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决心和愿望。
3、“十一五”规划是行动的指南,它可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上进心,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国必将掀起深入学习和认真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热潮。学习“十一五”规划可以明了国情,关心国事,知晓国策,热爱国土,建设家园。可以深信,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奋发图强,必将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艰巨的任务
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我国GDp达到15.99万亿元人民币,国际排行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按2005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字)。形势十分喜人。
然而,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生态环境相当严峻等等。这些必须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
（1）我国既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又是生态环境的弱国；既是人口数量的大国,又是人口质量的低国；既是能源消费的大国,更是能源浪费的大国。(例如,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过去一直在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客观事实,“地大物博”是言过其实。只要用13亿人口这个沉重的分母一除,就可以看出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水资源,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3%、58%、22%。(我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
(2)在环境质量方面,我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是自然生态环境先天不足。从气候看,干旱、半干旱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2%,从地理条件看,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岩溶地区等生态脆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37%。二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新增加3436平方公里。森林生态退化和草原退化仍在扩大,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环境污染严重,1/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影响,七大江河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75%的湖水出现了富营养化,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合格。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高达15%,形势是严峻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相当繁重,要大力宣传生态和建设的重要性”。(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引自《新华文摘》2005年6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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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学习体会

十一五规划学习体会“十一五”欲破九大命题新农村“新”在哪里
半月谈消息：“面向未来，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的这句话，是对过去成就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动员，让人倍感振奋，充满憧憬。当我们理性地审视即将来临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重大命题摆在面前，亟待破解。这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农村建设，一个系统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议》中的亮点之一，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解释说：“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指出，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说，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
《建议》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述一共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看得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醒说，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甚至低层化。
自主创新，一个战略课题
在《建议》中，自主创新是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的。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很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不高。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术革新指标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要增强国家实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常修泽认为，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制度包括：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
产业结构，期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不容乐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偏差：一是产业结构偏离了原来的目标，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
由于在“十五”期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
二是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遭到诟病。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长显然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学习体会

十一五规划学习体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常修泽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推进资源税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
区域经济，协调是根本
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各地区重复建设、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倾斜，吸引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必然出现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
为了协调各地区发展，“十五”计划期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前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卢中原强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十一五”时期，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
城镇化，“健康第一”
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已明显加快。据测算，过去几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
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张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无序现象；忽视环境目标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虽然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家庭转移为目的的城市化却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
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出城镇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这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导原则。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十五”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建议》对改革的判断是“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以至于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进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另外，常修泽认为，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
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2004年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另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接连不断。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强调，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国际并购等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常修泽认为，应该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议》中对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无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往往多种矛盾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多。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众利益、群体性事件等现象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记者秦交锋）
十一五规划学习体会

国土局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国土局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基于对当前改革状况、未来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其对体制要求的战略考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表明，我国的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战略性攻坚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改革推进的速度、力度、深度和协调度尚不尽如人意，有些改革的任务甚至有所延迟。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在距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目标期只有十五六年，能否实现这一历史性的目标，未来五年即“十一五”期间是关键时期。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国体制改革需要有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目标和追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相关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列为“十一五”规划“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首位，是基于对中国深层问题的思考而作出的明智选择，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升华到一个新的战略层面。事实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制度模式的角度来分析，这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有关，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的掣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首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要明确政府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总之，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它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其次，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应根据“五个统筹”的精神进行调整，逐步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方面的比重，增加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支出。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应着力改进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以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
第三，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应该说社会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制度创新的新课题。“十一五”期间将在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新机制，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作出努力。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要求。应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新型体制机制格局。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在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在继续推进竞争性行业领域企业改革的同时，向垄断性行业推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前一阶段国企改革主要是在竞争性领域展开的。目前，国有资本大约有一半分布在一般性生产加工业、商贸和服务业（即竞争性领域），另一半左右分布在垄断性行业。下一步继续推进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置换，重点在于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构。同时，根据“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路，需要开辟“第二战线”，即向垄断性行业推进。这里的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邮政、市政公用事业等。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部分，比如国家输电电网、铁路路网等，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但是明确只能以“参股”方式进入，不能“控股”，更不能“独资”。除自然垄断业务以外的其它业务，比如电力行业的发电部分、民航铁路电信的营运部分等，非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均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可以控股，也可以搞项目融资。在这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控股经营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步建立并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资本的关注要胜于对企业的关注，尤其是对国有经济而言，应该“强化资本概念，淡化国企陈见”，要由对细胞层面的国企改革上升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建立与行政系统相独立的监督和管理系统；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享有所有者权益。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固然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但也有不可逾越的权力边界，须尊重和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权利，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二是由商品和服务市场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重视市场和市场力量的基础性作用。目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95.6％由市场来调节，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所占比重为96.5％，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比重为87.4％，由此可以看出，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要素市场双轨制”，“十一五”期间将着重推进要素市场的建设和要素价格改革。在资本市场方面，在全面解决股权分置的基础上继续解决其他制度性问题，并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土地市场方面，重点是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招标）、拍（拍卖）、挂（挂牌交易）”制度，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促进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在流动中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在技术市场方面，做好技术评估、作价和技术产权的转让，促进技术流动和创新机制的形成。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特别要注意加快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
此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体制改革角度分析，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清除各种歧视性规定，使其在诸如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以及进出口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从而为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全球化参与应对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扩大开放的“后过渡期”，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外部挑战。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浪潮涌动，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呈加速趋势，这也给我国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应抓住有利时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以加快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
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外贸增长方式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外贸增长方式依然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针对这种情况，应科学界定对外依存度，防范潜在经济风险；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要求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在保持必要的加工贸易规模时，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度和增值含量；根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同时进一步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服务。二是加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特别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动向，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从当前及下一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趋势看，现代服务业将是国际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需要为之提供发展的广阔平台。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的带动效应。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要增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引导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促进中资跨国公司的发展。
此外，鉴于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这种格局短期内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严峻挑战，要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包括保护关键领域产业安全的应对方案以及应对贸易摩擦的机制等。通过以上机制，建立一种扩大对外开放与增进国家权益的平衡机制，以保证对外开放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